李劼：中国和前苏联的民族问题

本文旨在探讨中国和前苏联各自的民族问题和民族问题对这两个共产党大国所产生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和前苏联都是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大国，两国有着相同的历史和政治制度，而且两国无一例外都是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对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民族问题进行对比非常有趣，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一，中国和前苏联在民族成份和民族分布上的不同

中国和前苏联尽管都是多民族国家，但其民族成份和民族分布有很大的不同。前苏联从行政上分为十五个以不同民族为主体的加盟共和国，而全国有超过一百多个民族和部族。而前苏联的主体民族俄罗斯人在1991年时占全国总人口的不到百份之五十，即便加上另外两个前苏联的主体民族—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斯拉夫民族在1991年也只是占全国总人口比例的百份之七十。从分布来说，俄罗斯和其他斯拉夫语系的民族都主要集中在前苏联的欧洲部份，而俄罗斯人更主要居住在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境内。因为前苏联人口密度低和地域横跨欧亚，但欧洲部份只占该国总面积的四份之一，所以在其大部份国土里都难觅俄罗斯等主体民族的踪迹。相反，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在本世纪末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百份之九十五，尽管在1979年中共引入“一胎化”政策，而这政策并不适用于其他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但汉族至今仍然是全球生育率最高的民族，其人口数量有增无减。从全国的分布而言，因为中国国土面积比前苏联小，而人口则多十倍，所以人口密度大。再加上不像前苏联，中国大部份领土都非常适宜人居住，因此汉族可以说是遍布全中国的每个角落，即便是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除西藏外，汉族人口占的比例都超过了四份之三。

二，中国和前苏联在制订民族政策上所走过之道路

1949年以后，像其他各项国策，中国在民族政策上一直师承前苏联。中国对民族自治区的划分就是参考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政策，但少数族裔在中国的自治权方面要比前苏联的少数族裔来得少，而且在宪法中中国的民族自治区并无权利谋求从中央独立和分离，这一点与前苏联大不相同。另外，因为前苏联的非俄罗斯裔少数民族占全国总人口的百份之五十，所以在此情况下，前苏联历任领导人，包括斯大林在内，对少数民族的中央集权式统治较少，并给予他们比较大的自治权。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新思维”的方针下，少数民族在经济和政治各方面的话事权越来越大。相反，中国因为汉族占了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共一直以来对少数民族的中央集权比前苏联严重得多，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是如此。

三，民族问题如何令前苏联解体

前苏联自1917年立国以来，其民族问题无日无之。虽然在1922年成立共和国联盟制度，并在宪法中注明，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权自动脱离联盟而独立，在斯大林上台后，这一项显然是此路不通。从文化和语言上，前苏联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名义上保留自己母语和权利，但实际上宪法又规定俄语才是各民族交往和一切官方，日常生活行为的语言，俄语实际上是由前苏联的宪法强加给了其各族人民。另外，请不要忘记，前苏联的很多少数民族和部族因为发展水平落后，他们甚至没有自己的文字。在1917年后，主要由前苏联的语言学者根据俄语字母发明出来，这样无形中强化了俄罗斯的文化殖民主义。从经济上，由于前苏联奉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一切为国家的经济规划服务。因为前苏联以该国的欧洲部份，尤其是俄罗斯等主体民族，为中心，所以很多加盟共和国都成了莫斯科的原材料供应地。例如，中亚的五个加盟共和国长期以来其工业得不到发展，它们只是为前苏联中央政府输送棉花和能源，其粮食和日用品甚至不能自给自足。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尤其是赫鲁晓夫上台并推行“去斯大林化”以来，前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和少数民族要求自治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情况在80年代戈尔巴乔夫当政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先是经济发达，欧化程度高的波罗的海三国率先提出独立，要求回归欧洲；其后就是一堆多米诺骨牌效应：高加索，中亚，甚至三个主体斯拉夫民族都去意坚决。在90年代开始之际，戈尔巴乔夫纯粹只是一位“空头司令”而已。我个人认为，前苏联的解体不是经济或政治原因，尽管这些都是其中之一，但最主要的是其民族政策的失败导致其内部大分裂。

四，前苏联解体后，中国如何在民族问题上吸取前苏联的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1991年之后，中共首先绝对不学前苏联的做法，即让本地民族干部担任所属加盟共和国的党总书记和其他重要的领导位置。此举虽然名义上为了显扬民族平等，但实际上导致了责任权力混乱和为日后民族纠纷埋下伏笔。对中共而言最深刻的教训是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因惩治贪污，罢免哈萨克共和国第一书记，由一位俄罗斯人取而代之，结果引起了震惊世界的当地民族骚乱。其次，在苏联解体后，中共全面减少非汉族在中央行政领导层中的数目和作用，即便有些位置有少数民族人员，纯粹是花瓶角色和起宣传作用。最后，中共政权在前苏联解体后吸取了另一个教训：对待民族自治的呼声绝不手软和妥协，并加大力度，甚至不惜用武力镇压任何民族独立运动，扼杀其于萌芽之中。

五，中国未来在民族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

总的来说，中共政权在1991年前苏联解体后所面临着三大民族乱源：新疆维吾尔，西藏，内蒙古。内蒙古的情况较好，那里汉人比例远超过蒙古人已是不争的事实，再加上外国势力的干涉难成气候（外蒙古国无论政治和经济实力都太差，根本无法对中共施加威胁）。相反，新疆和西藏的情况最为复杂和微妙，两地的动乱一直以来持续不断，难以平息。最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介入，流亡海外的维藏人士，和这两个民族自治区邻近国家的背景（西藏和印度，新疆和中亚）都令问题越来越复杂。另外，中国自1949年以来在少数民族发展上有两点与前苏联完全不同：首先，中国的少数民族在文化教育方面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步，至今为止，包括汉族在内，中国的文盲率仍然是全球首屈一指。相反，前苏联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已基本消灭文盲，而且其大学生比例也超过很多西方国家。另外，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远较沿海地区落后，即便在建国后将近七十年的今天也是如此。尽管前苏联也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但比起中国却是好多了。例如，该国的中亚地区在解体时的生活水准远超过世界上许多穆斯林国家，相反，所属同一地理位置的中国新疆却没这般幸运。总括而言，中共今天所面对的民族问题并不比当年的前苏联少，而且因为时代和国情不同，中共今天的民族问题似乎无法从前苏联的失败教训中找到矫正的方法。一言以敝之，中国在未来重蹈前苏联因民族问题而最终解体的覆辙并非危言耸听。